國際教育形勢風云多變，國內教育政策推陳出新，教育改革的潮頭千帆競發、百舸爭流。
當今的“新課程”、“新教材”改革和歷史改革有何不同?能否達到新效果?
“新高考”在賦予學生課程選擇權的同時，又帶來什么“弊端”?各地學校在具體實施的過程遇到了哪些問題?
怎樣才能做到不以“升 學率”為單一標準，改變對學校的辦學體系評價，從而促進學校多樣化發展建設?
第五屆IEIC國際教育創新大會中，基礎教育主論壇特設圓桌對話環節，邀請教育學者、上海交通大學博士、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先生為主持人，衡陽市教育局副局長賀雪峰先生，濟南高新區發展保 障部副部長(主管教育工作)高一鳴先生，南昌市洪都中學黨委書記、校長黎雪晴女士為嘉賓，就《新課程創新、新教材發展、融合與突破》做深入探討。
主持人和嘉賓們通過現場連線的方式，打破地域限制進行跨時空分享，帶來一場高能圓桌對話，讓我們共同回顧——
圖 | 第五屆IEIC圓桌論壇
熊丙奇先生(左上)、賀雪峰先生(左下)
高一鳴先生(右上)、黎雪晴女士(右下)
“新課程”“新教材”
能否達到新效果
Q:主持人 熊丙奇先生：“新課程”、“新教材”的改革如今備受關注。針對國內的課程改革上一輪還沒結束，下一輪就已開啟的現象，很多人產生疑問，“新課程”、“新教材”究竟新不新?是否能夠達到新效果?
A:嘉賓 賀雪峰先生：我認為新和舊是沒有絕 對化的，從以前“三維目標”到現在的“核心素養”，我們不停地改革，意味著對課程的認知一直在進步。
當今社會進入到了“攀巖”模式，我們不知道前方的挑戰是什么，需要隨時調整認知。現在對于“核心素養”的強調，就是新課程的“新”之所在。以前要學生說標準答案，現在鼓勵學生找解決方案，從而讓學生們成為解決問題的“實踐家”。
Q:主持人 熊丙奇先生：早在1987年，我們就喊出了素質教育的口號。請問長期分管教育工作的高部長，您認為在當前的辦學環境下，能夠達到推進學生素養發展的目標嗎?
A:嘉賓 高一鳴先生：現在的“新課程”、“新教材”改革，實際上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從宏觀的角度培養能力和全面素養。總體來說我們還需繼續提升，而且具有一定難度，其中涉及到老師的理念、能力、整體素質能不能滿足跨學科要求。
這方面，幾年前甚至十年前就已經有很多學校在做了，但不是所有的老師和學校都具備對于相應理念的正確理解和落實能力。以濟南高新區為例，正在組織一些骨干教師、特級教師、優異教師，研討如何貫徹“新教材”、“新課程”，這里不存在“新掩蓋舊”、“新否定舊”，而是在舊的基礎上不斷前行。
Q:主持人 熊丙奇先生：請黎校長站在歷史的維度，分析一下這次“新課程”、“新教材”改革的推進過程中，您最 大的困惑是什么或者需要政府部門解決什么問題?
A:嘉賓 黎雪晴女士：這次改革應該考慮到一個關鍵因素——教師層面因素。加深教師對考試的理解、課程的理解、育人方式的理解，增強教師的認同感和幸福感，在師能、師德的培養上，建立一個完備的體系。這個過程需要學校內部的管理體制提升，也需要外部用人機制、獎勵機制的協同支撐。
目前比較困惑的一個問題是：如何設計教師的成長通道，給教師一個準確的方向。比如職稱的成長途徑、專業的成長途徑。從校級、市級、省級到全國骨干，一路下來對于老師的培養要提供大量的信息、物質、軟件、硬件的支撐。我們必須關注到一些有創新理念的學科教師，讓其成長為中層干部，晉升到管理崗位上，提升管理團隊的整體素質，為改革賦能。
圖 | 第五屆IEIC圓桌論壇現場
“新高考”下的課程選擇權
給學生和學校帶來哪些困惑
Q:主持人 熊丙奇先生：今天現場連線的教育者都來自比較有代表性的高考改革地域。“新高考”改革中，山東實行“3+3”模式，有20個學科組合選擇;湖南與江西實行“3+1+2”模式，有12個學科組合選擇，給予了學生充分的課程選擇權。
先請問高部長，山東省學校的選科情況落實得如何?課程建設如何?需要進一步做哪些工作?
A:嘉賓 高一鳴先生：目前，能夠完全實現“3+3”的學校比較有限。第 一是師資的問題，學校老師不能超編;第二是場地的問題，原來一個班里可能有四五十人，選科之后一個班變成二三十人，需要更多符合場地的教室;第三，一些學校擔心加重管理負擔，影響學生成績。
這也和學校的校風、管理的底層設計、整體管理能力相關聯。在我的學校中不存在很大的管理問題，但確實有師資問題和場地問題。
Q:主持人 熊丙奇先生：基于這個問題再問下黎校長，現在江西省已啟動第四輪“新高考”改革，您認為怎樣根據“新高考”的要求落實“3+1+2”模式?您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遇到了什么問題?
A:嘉賓 黎雪晴女士：關于選科走班，對于保守的家長而言是一個考驗。家長對這場改革的認知和家庭經濟條件、學校對學生選科的指導能力和生涯規劃指導能力，都會使學生在選科走班的時候，出現強勢和弱勢的劃分。所以現在江西南昌的重點要在各個學校“地毯式”地開展工作，提高學校管理層選科走班的專業能力，以及對學生和家長生涯規劃全方位的關心和指導。
我們要關注，當出現豐富的選項后，孩子和家長有更多的選擇能力嗎?選項的存在是選擇權得以實現的前提，但是選擇能力的弱化可能會導致選擇的盲目，甚至帶來負面影響。所以要加強建設學校多樣化課程、推動學校特色化發展、開啟家校聯動通道，讓學校的個性化培養與“新高考”的選擇評價方式有機結合起來，達到家校的共同認同。
Q:主持人 熊丙奇先生：無論推進“新課程”、“新教材”，還是“新高考”，都要形成全方位合力，從政府部門推動到學校、家長、社會機構。比如遠播教育一直以來深耕教育行業，幫助學生做專業的學科規劃和生涯規劃。基于這個話題問一下賀局長，在經歷了多輪改革后，您對目前湖南學校的育人方式有什么樣的觀察?學校是否把學生的學業發展指導、生涯規劃指導提上了改革日程，有哪些具體行動呢?
A:嘉賓 賀雪峰先生：我們需積極面對學生生涯規劃這項工作。我接觸過一個學校，落實了“新高考”，入學率卻降低了。作為教育行政部門，要做到思想上的引領，做解放思想的先行者。我們做了多場培訓，也曾邀請遠播教育給予第三方支持。變革不僅僅是改變一件事，更涉及到多方合力推進，“一己之愿”和“把一己之愿變成共同事業”是不同的。
我們要落實以下幾點：第 一，加強教師培訓，增強教師隊伍的生涯規劃指導能力;第二，通過制度設計去引領學校，增強改革的主動性;第三，有“示范意識”，讓思想比較開放、有組織能力、有創造力的教學團隊先行一步，起帶頭作用，“后來者”跟隨、效仿、學習。
改變辦學體系評價
促進學校多樣化發展建設
Q:主持人 熊丙奇先生：黨的二十大提到要建設教育強國，其中有一個概念叫做“學校多樣化發展”。如今，學校多樣化從“普通高中多樣化”拓展到了“整體高中多樣化”，將中職也納入了進來。
學校多樣化發展跟課程建設密切相關，很多人擔憂在“唯分數”和“唯升 學”的影響下，科技高中只專注物理、化學、生物;人文高中只專注歷史、地理、政治;藝術高中只進行藝術培養。如此一來，會不會加劇學生的知識結構單一，導致辦學功利化?在推進高中多樣化發展的過程中，為避免這些問題，我們要做哪些調整?
A:嘉賓 高一鳴先生：這個擔憂是很現實的，我們要明確培養什么樣的人才。無論學校具備什么特色，通識課程必須達標。一些學校開設的特色課程，真的能培養學生的關鍵能力嗎?我認為要通過“新高考”引領教學，學校課程圍繞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關鍵能力、素養品格開展，從“高分低能”轉變為“高分高能”。
通識與專長、共性與個性如何和諧共生?這體現出校長對教學的理解、政策的把握。如果一位校長既不具備對人才培養的認識，又不具備對高考政策的認識，容易再次走向“唯分數”。如果對教育有深刻理解，則可以通過“新高考”的改革，引領“新教材”、“新課程”的改革。
Q:主持人 熊丙奇先生：改革必須立足于服務每一個學生，促進學生成長。針對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新課程”改革里規定了勞動教育需設置六個課時，加強學生的社會實踐。請問黎校長，怎樣落實學生的綜合素質發展?如何給予學生有質量的高中教育?
A:嘉賓 黎雪晴女士：這個問題實際上受到了區域教育經濟投入以及學校軟硬件的現實條件制約。在高一、高二的時候，90%以上的學校可以達到相應標準，但是高三就比較難了。
很多學校在推進學生綜合素質發展和學校多樣化課程發展的時候有一個瓶頸，忽略了國家課程的特色化執行。如果把這三者融合在一起，則可以相輔相成。還有很多學校認為開一些校本課程、社團課程、特色活動就是多樣化發展，其實不是這樣。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是要在課程體系上全方位地普惠絕大多數學生，但是目前可能會受到師資、硬件、觀念的限制。
Q:主持人 熊丙奇先生：目前的學校里還存在“超前教學”的情況，比如初二上初三的課程、高二上高三的課程。但如果不超前，家長可能不答應。請問賀局長，怎么改變對學校的辦學體系評價?如何引導學校真正按照國家的改革方案，讓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落地?如何讓高中的孩子不僅僅圍繞升 學來學習，而是圍繞素質發展和培養面向未來社會的能力來學習呢?
A:嘉賓 賀雪峰先生：如果對一個學校的評價僅僅以入學率為標準，就會把學校引向這條賽道。現在對學校的辦學評價是綜合性的，包括校內的師生關系。家長用多把尺子評價學校，學校就會用多把尺子評價學生。
在我這幾年主管基礎教育的過程中，欣喜地發現很多校長都在行動，將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結合在一起。有幾個高考成績非常突出的學校，開設了豐富的社團活動、選修課程，雖然也存在“超前教學”的情況，但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要在其中找一個平衡點。高考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我們可以再多一點耐心。
總之，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循序漸進，具體實踐摸索。教育改革想要實現更好的效果，需要政府、學校、學生、家庭、社會機構的整體合力，推進“新課程”、“新教材”、“新高考”改革，最終實現融合發展，突破創新，讓素質教育真正落地。
